季羡林:有得有失，有始有终。

“是贫困县最穷的村里最穷的家庭。”

“没有房间，地上也没有田埂。”

他第一次离开是在他六岁的时候。

离开最慈爱的母亲，去济南投靠舅舅。舅舅没有孩子，很重视季羡林的教育。他在济南的小学和中学上学，成绩优异。没有人敢站在它面前。

当他进入大学时，清华和北大接受了他。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就读于西方文学系(后更名为外语系)，德语专业。

季羡林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离开母亲却是一生的痛。季羡林说:“我是最爱妈妈的人，但我也是享受母爱最少的人。”

从六岁离家到高二母亲去世，十几年间季羡林只短暂回家过两次，陪了她几天就走了。听到母亲被遗弃的噩耗，季羡林惊魂未定。我回家参加葬礼，却连母亲的遗体都没见到。

从那以后，我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以泪洗面。直到年过八旬，我还经常梦见妈妈模糊的脸，哭着哭着醒来。

从清华毕业后，季羡林回到母校济南高级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后来季羡林才知道，他被录用是因为校长刻意拉拢他夺权。

季羡林如坐针毡，因为在济南高中学以致用，校长别有用心。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季羡林申请了去德国留学的机会。

第二次离别在他面前。

那时候舅舅年纪大了，小儿子还在襁褓中，家里濒临破产，但全家人都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1935年，季羡林离开家乡，踏上了去德国的旅程。

“切恩忍爱，离国而去国，泣而泣，挤血相视。”是季羡林当时心情的写照。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十年，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在那里他找到了一生的研究道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回国后，季羡林经老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来，他带着家人从山东老家来了。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夫妻无情，父子少言。孩子长大后，季羡林选择了一个人生活，于是对儿子产生了敌意。

十几年了，我成了陌生人。

第三次分离发生在季羡林刚刚回国的时候。

早在德国，季羡林就下定决心要把一生献给研究。他的一位老师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经人介绍认识了季羡林。季羡林的研究方向是佛经和梵文，平时需要查阅大量的史书和学术专著。欧洲无疑是最理想的职场。

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所需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在中国，研究工作无论如何都无法开展。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回国安家，然后回欧洲继续探索自己的学术之路。

但回国后，季羡林看到，国不是国，家不是家。很乱，而且越来越乱。一家人仅靠做小生意生活。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走吗？

一方面是灾难中的祖国和亲人，一方面是优良的学术环境。

去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最后，季羡林抛弃了国外理想的学术环境，留在国内到北大任教。一开始就像是虎落平原，龙困沙滩。即使有各种各样的武术，也不可能展示出来。

后来，季羡林整理了自己过去的学术创作，借助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开始研究中印文化和比较文学史。这是他反复琢磨后，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找到的新出路。

季羡林三舍抛弃了慈爱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以及理想的工作环境。

人的一生，有多少割舍，有些不能说，不能选，有些又很舍不得割爱，带着遗憾。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选择，既然放弃了，就和这一生没有交集。

所以，在我的生活中，我妈经常做梦，但是脸很模糊。

所以，很多年后，父母和孩子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还有就是没有走到尽头的学术之路，能开出什么样的花和果实，只能想想了。

“千万别忘了，会有反响的。”当然，放弃也有。

去我妈那里读书，奠定了我一生在世界上读书的基础。

离家出国留学，找到了终身学术研究之路。

放弃欧洲的工作机会，在中国贫瘠的环境里重新打开一片学术研究的天地。

“一饮而尽，之前不是定好了吗？”既然已经放弃了，就不要再执着了。

人一生的得失总量大致相当。有得必有失。

循环往复，仅此而已。

季羡林晚年辞掉了三项桂冠。

首先是辞去“国学大师”的职务。

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以梵文佛教为主，后来转向中印文化和比较文学。他还在其他领域拓展自己的领地，如土霍罗文研究、散文创作、翻译等。他经常称自己为“圣人”。至于国学典籍子集，他虽然有所涉猎，但并没有下大力气去研究，更谈不上“大师”了！

二是辞去“领军学者”职务。

季羡林从不高估自己，认为自己天赋一般，后天努力。至于博士学位，他曾说中国近代很多大学者都是非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我问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当了一辈子老师，爬了一辈子格子。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大师”从何而来？

三是辞去“国宝”。

季羡林幽默地说，天真的大熊猫，被称为“国宝”，实至名归。有人自称“国宝”，真的很神奇。

“三个桂冠一个摘，给我一个自由的身体。身上的泡沫被冲掉了，露出了我的真面目，大家都很开心。”

季羡林三个字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开放。

“没有了月桂树，里面不是一堆烂木头，但还是有相当坚实的东西。”

季羡林不屈不挠，对成绩不谦虚。

季羡林没有看他头上的高帽子。

《季羡林日记》出版时，出版社建议删除其内容。有的是对一个文化大师的粗暴言论，有的是对自己的欲望的直白坦诚。日记发表后，确实招来了一些批评。

季羡林也不以为意，甚至为了保存真相，还影印了一份。他说自己光着身子走上台，“目的就是为了给读者呈现一个诚意。”

这种坦荡的胸怀，源于自主，摒弃名利之后，不惧凝视岁月的真实。

季羡林年轻时读过胡适之先生的一首诗:

“头发有点白，略近中年。

一个已经过河的棋子，只能勇往直前。"

他当时就想，不管自己是不是过河的棋子，都要勇敢前行。

从二战时期的炮火轰击，到十年浩劫带来的身心折磨，季羡林一直奋勇向前，努力生活，努力学习，把一生都献给了学术事业。

晚年，季羡林每天走七八里路，去图书馆查资料，十几年如一日地写糖史。这是季羡林一生中最呕心沥血、最宏大的学术著作。糖，一种看似普通的商品，其实蕴含着悠久而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史。

一个人一生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年轻时雄心勃勃，但中年后逐渐放弃了志向。人们早已拒绝争论自己暮年的初心。

而季羡林的一生，三舍三字，得与失，有始有终。

人生，一言难尽，简而言之，“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