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是什么意思？
第一，缘分是“必然”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命运是一种“必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外部环境为转移的。环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特定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一套固定的生存规范和模式。每个人都在这种公认的规范和模式中生存和死亡，试图摧毁或超越它是徒劳和不幸的。《边城》中的崔璀生活在湘西淳朴的民风所营造的善的乐园中，但这种集体对善的牺牲是以个人为代价的。崔璀的母亲爱上了守备兵，却不习惯习俗，最后用死亡代替了爱情；同样是湘西自然生物的崔璀也重复了她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老大和老二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失去了高贵的独立性，成为两兄弟情分的牺牲品；爷爷正是因为“善良”，才增加了崔璀爱情之路的曲折。总之，特定的风俗、人情和人文环境给崔璀的命运蒙上了悲剧的色彩。沈从文的几部小说都是由佛教故事改编的。自然，佛教有一种生命轮回的感觉，对现实苦难所迫的个体生命的规劝。《月下小景》表现了这种人生的无奈:民间的习惯是，女人只能爱上第一个男人却不能嫁给他，第一个男人只能得到他的贞操却得不到他的爱情。恋爱中的性和爱是分离的，夫妻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契约中，而不是真正的爱情。在《十日谈》中，布加楚谈到了人的世俗欲望，说这是人的本性，特别肯定了人类的情人。男女的追求是人性的自然发展，爱是来自人性的自然感受。沈从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种“自然感”。他们一起唱歌，渴望永久的结合，但现实迫使他们分开，四面八方都没有他们的位置，爱情只能死亡。海涅在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说:“这部剧的主人公不是提到名字的恋人，而是爱情本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爱的青春容颜，抵抗一切敌对关系，征服一切...因为我们不怕在伟大的斗争中求助于最恐怖但最可靠的盟友，而死。②《月下小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很多相似之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被习俗的力量所压抑。在这种特定的外在约束下，任何个体的反抗或突破都会注入命运的悲剧性内容。”
第二，缘分在于“偶然”。命运是作为一种“必然”而存在的，而这种“必然”是由“偶然”构成并表现出来的。一切似乎都发生在不经意的瞬间，不经意的瞬间。好像早就安排好了，指向生命的最后终点。沈从文有一种“偶然+情感”的人文主义模式。“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有意外，生活中有比理性更强大的‘情绪’。人的一生可以说是意外和情绪的乘除。虽然你不迷信命运，但是新的意外和情绪会塑造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晚年，他也对自己的人生表达了这样的感慨:“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生存是偶然的。”④他的一生，是一个以执着的个性和世事沧桑而无悔经历的过程。沈从文对“偶然”因素的重视，表明他对生命有着真实的感受和理解。这种“偶然性”用通常的文艺理论术语来代替，就是用个性和特殊性来表达一种共性和必然性。歌德论沈从文
这里有这样一句话:“你不用担心个别特长没有引起共鸣。每一个角色，无论多么特别，所描绘的一切，从坚硬的石头到人，都是普遍的；所以各种现象经常再现，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只出现一次。”⑤沈聪文的小说总是聚焦于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它不仅指同类不同个体的偶然形式，也指同一个体的各种偶然表现。他总是建议对写作感兴趣的人:“用社会这本大书好好学习生活，看看生活有多少种形式。”通过这些偶然的形式，传达出一些必然的内容。
《边城》充满了意外和不幸。老二总是爱上崔璀，但崔璀却对老二情有独钟。让老船夫吃惊的是，崔璀梦中飘魂的那首歌不是老人唱的，而是老人唱的。老人因恋爱受挫乘船顺流而下，虽水性极佳却被淹死；一个雨夜，白塔突然倒塌，老船夫悄然离世。这些意外和冷漠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作者这样描述这部小说的创伤过程:“一切都充满美好，却处处没有关怀。既然不被关注，单纯的善良必然导致悲剧。故事里充满了五月斜风细雨，六月中旬夏雨来临时的闷热，闷热中的寂寞。”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老船夫死亡之谜。老船夫像一个好的信使，已经工作了50多年。同时，他根据当地的习俗和自己的善意安排崔璀的终身大事，最终导致了他与他人之间的误解。这些误解让他感到寒冷和孤独，他对自己“好”的生活方式感到困惑，导致精神崩溃。老船夫临死前说:“你怕什么？你必须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不要怕！”“这是个人在集体无意识中不可避免的消亡。与老船夫同时被毁的白塔，原本是湘西淳朴民风的象征，它的倒塌恰恰预示着一种美好人性的终结。所以《边城》所有的意外都贯穿着必然的美好生活模式。
沈从文笔下有很多年轻的农村妇女，正是通过对她们的偶然境遇的把握，展现了她们不同的命运。比如肖骁的童羊媳妇经历，看似偶然，实则与他童羊媳妇的命运息息相关。作为妻子，她要守住女人的本分，和花狗谈恋爱，怀孕，这是规矩不允许的，再婚是必然的。晓晓最后被留下，因为她生了个儿子。她扮演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角色，但也履行了童养媳的职责。结尾的一笔，增添了一种莫名的宿命论。柔石的《一个奴隶的母亲》中，母亲被丈夫送到书生家，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两次离开自己的骨肉，与萧萧的命运十分相似。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她们精神上的麻木和缺乏觉醒，而应该看到她们生活在一个视女性为工作年限的世俗环境中，这是她们命运的悲剧。那些意外不过是早已注定的人生中毫无价值的点缀。
第三，命运是一种“循环”。在我国，社会循环和生命循环的观念相当根深蒂固，命运的循环模式最初是在原始原始人的必要经验中构建的。弗雷泽的《金枝》已经用很多材料充分说明了古代福州，祭祀仪式和春夏秋冬四季的周期性变化等自然节律是有联系的。并指出，基于这种体验，先民建构了一个死后可以复活的神的形象和祭祀神的仪式，表达了人类最初最深层的生命希望，即超越有限的生命。每个时期的历史发展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所谓“久分必合，久分必合”。当这些相似性与一些生命个体结合在一起时，特定的个体就会承担起命运的重担。沈从文作品中最常见的流通现象是一个人的流通，每个人都是相互关联的。在石舟里，完全出卖体力的船夫，为了一顿饭可以期待和怀念几天，等等。船一靠岸，几个船夫就把树荫下的绿色大石板放进了战场。打赌骂你妈，倾家荡产，日复一日的浪费生命。他们运送的石头很快就成了众神晚饭后散步的街道。千百年来，船夫的生活就是这么多。一艘船不仅描述了水手的不幸命运，也描述了他们麻木的历史传统。那天五个水手听说又有一艘船失事了，死了一个追踪者，刚开始有点骚动，后来就当笑话了。另一个循环是普通人卑微生活的重复。《妻子》描写了作者三次到泸西县的旅行。前两次，作者和明凯一起去的，是一名补充兵，而明凯看中了那个被羊毛搀扶的女孩。十七年后，笔者再次来到这里，看到了和十七年前一样的场景。显然，眼前的这个女孩，正在重复着她母亲的命运，那个卖棉线的女孩。做老板的觉悟已经被时间和鸦片毁成了“老头”，他重复了女孩父亲的命运。这种卑微生命的循环和重复，并没有帮助社会变革，只是社会大循环中的一个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