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荣格心理学
曾几何时，我也是这么想的，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像一个大湖，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只是湖中的一条小溪。虽然后来发展成了湖泊，但最终发源的地方还是那个大湖——从一个无意识的地方流出来——那里有一股暴风骤雨般的原始力量，控制着未来的一切。过去的经历，尤其是婴儿期的“养育”，成为一个人一生的关键。精神分析非常重视因果关系，认为今天的“问题”的原因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而这些证据通常“隐藏”在深处，只能由治疗师“挖掘”。
但是，当你看多了荣格的作品，你会发现荣格的治疗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可能是因为他是牧师的家庭背景，所以会特别神秘，甚至会觉得神秘，不那么友好，容易理解。读他的作品也变得晦涩深刻。不过，那时候总会有些感觉，就是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至于是什么，就不那么清楚了。这是我之前对荣格和他的学派的肤浅认识。
直到后来，因为《面对面》的工作，我有幸认识了在美国富勒大学学习文化心理学的阿尔文·杜拉克教授(Prof. Alvin Dueck)。他与面授有着深厚的感情，与面授的创始人王学夫博士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而基于这种关系的最深的联系——我后来才知道——是杜爱文教授是研究“文化心理学”的专家。在他看来，心理治愈首先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文化环境；王学富博士也从他的“本土文化”出发，认为疗愈工作其实是对当事人自身旧文化的一种“觉醒”和“更新”。两人的所谓“巧合”，强调了“文化”在治疗中的作用，让“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欣赏”，结下深厚的友谊，难能可贵。
我有幸见过杜爱文教授几次。因为语言问题，我和他没有任何亲密接触。但在他的教导和陪伴中，通过观察和体验，我能深刻感受到作为一个文化长者的知识和谦逊。正如他透露的，他的眼睛，像一弯清澈的湖水，深邃、悠远、纯净。还有就是他的沉稳和稳重，这大概是这些年文化和阅历的积累。当然，由于他身处美国文化背景，偶尔也不乏美式幽默，让人觉得童真可爱。遗憾的是，杜爱文教授在中国，尤其是在普通大众和心理学界的名气，还没有他的学识和人格响亮，这是极不相称的。最近，他和另一位美国学者合著的《和平心理学》一书在中国出版。虽然它始于基督教心理学，但它也不时地在治疗过程中融入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的理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推荐人之一是新近被任命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韩步新教授。
这一次，杜爱文教授前往中国参加会议。虽然只有几天时间，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利用业余时间，来面对面讲解荣格心理学，以此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心理联系。由此，我开始学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荣格和他的分析心理学，这对我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理解。虽然不太了解，但还是重复一下自己的想法，整理一下小乱。
这里多次提到“文化”这个词，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对文化的定义和判断。然而，当我们谈到“文化”这个词时，往往会有一些不一致的意见。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些似乎适合他的描述。当然，最容易被误解的是把“文化”等同于“知识”。很明显，“文化”这个范畴被缩小和扭曲了。
为了真正理解“文化”的含义，我个人认为有必要从东西方的词源说起。从中国古代的角度来看，“文化”这个词是分开解释的。“文”的本义是指质地，引申出装饰、修饰、文章、修养的含义。“化”的本义有变、生、造之论，引申为化、悟、修。当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其实是“人文教育”的简称；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化，意思是耕作、培训、教育、发展和尊重。与中国的古文字相比，西方的“文化”更侧重于“文化”，两者都强调“修养”和“教育”。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来说，如果它要教育他人，那么这个群体就必须具备群体所具备的属性，而这种属性能够对群体中的个体产生影响，并借助群体的力量，使这种属性中的个体积极参与进来，继续充当“文化”传播的“推手”。
不过，至于这些“* * *属性”指的是什么，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1871原始文化》一书中有明确的描述。他对文化的描述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惯是一个复合的整体。这么说吧，这里提到的“文化”一词，都包含了上述观点。
集体无意识的提出是荣格在精神分析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对弗洛伊德理论最明显的区别或超越。弗洛伊德是一位临床精神病学家，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建立主要来自于他多年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从一个又一个个体患者身上寻找神经症或精神疾病的根源，即个体的本能冲突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又因为本能的力量太强大，不愿意永远活下去，于是采取症状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曲线地表达出来。弗洛伊德始终关心人类个体的心理世界。虽然他也会涉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比如他对图腾与禁忌、爱情与性学、文学与艺术的研究，但他的最终目的是回归个体。他想证明人类个体的无意识存在，以及性本能被压抑后的转化。因为弗洛伊德关注的是个体，所以他很容易把自己的理论思想推向还原论和决定论的线性思维。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开始形成他的集体无意识概念。他注意到弗洛伊德的理论会在本能上有一个先验的普遍基础，即这些本能是非个人的、先天的、普遍的。似乎人是天生的，可以控制个人未来的发展。但弗洛伊德并没有从更深更广的角度指出这些先验部分是如何获得的，荣格对此给出了更好的回答。他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即在“个体无意识”的深处存在着一种更为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属于整个人类的同一部分。集体无意识是怎么产生的？荣格此时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他指出，自古以来，集体无意识就通过其文化与意识联系在一起，并表现在意识中。比如古希腊的人民在生活中崇拜各种神庙，是为了获得崇拜主神的能力，克服内心的胆怯、犹豫和无知。
但工业革命兴起后，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上风，科学方法取代了心灵的自由表达，象征形式和仪式活动越来越少，于是人类倾向于以集体的方式投射。换句话说，理性思维下的人类不再容易与集体无意识直接交流，仿佛越来越失去联系。在荣格看来，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患上神经症的原因。
原型和符号似乎是最容易将荣格心理学与文化联系起来的，因为它们都在其中承载着深厚的人类文化。先说原型。荣格的原型理论是基于集体无意识的运作。集体无意识被认为是一种层次，一种状态，它需要一种动能来使其发挥作用，所以荣格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这类似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能”理论。都是一种驱使人向某个方向前进的能量，而且是无意识的，人无法意识到的。但是，两者也有区别。“本能”是个体内部产生的能量，更具有生物特征；原型是人类集体文化代代相传的，具有文化和社会属性。所以它往往有特定的意象或事件，而且是多样的。
荣格曾描述过几种原型事例:原型事件(如生死、与父母分离、教育、婚姻等。)、原型意象(如母亲、孩子、父亲、上帝、小丑、英雄、智慧老人等。)、原型符号(如太阳、月亮、水、曼陀罗、十字架、鱼、马、蛇等。)和。
对比这些具体的原型例子，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来自人类最原始经验的沉淀。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铺好的煤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地表一层一层慢慢沉积下来，最后埋在地下最深处，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而这些* * *经历，其实后来形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同时，基于人类有着相同的物种起源，有着相同的祖先，享有最原始、最朴素的文化，在集体无意识的底层，必然存在着人类相同的、普遍的原型内容，如生死、日月星辰、父母子女等。这些例子能触动全人类的心灵，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同文化的藩篱。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原型例子，在所有人类的精神世界里都会被深深触动。虽然人类的发展历史不断拓宽，生活领域不断延伸，个体所经历的文化也明显不同，但人类精神领域最底层的保留，却随着人类进化的基因传承了下来。这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部分，它是非理性的，充满了无序的混乱和躁动。这一部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活跃的、自在的。直到近代历史时期理性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要求科学性、实验性、逻辑性的学术精神引领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非理性部分受到强烈压制，不得不退隐。所以，近代以后，人类普遍在失去与人类最原始、最原始、最有根的部分，即使是在秘窟，也应该是与人类个体意识相联系的。在荣格看来，由于个体失去了与自我原型的联系，以至于无法与集体无意识交流，就会形成神经症或精神病的症状。
目前我所知道的是，弗洛伊德似乎并没有提到原型这个概念，或者说解释的比较多。然而，他经常使用“象征”，尤其是在他的梦想工作。他把象征视为打开无意识之门的一把钥匙，通过对象征性事物的认知和解读，达到个体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弗洛伊德更多的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符号。他期望每个符号都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就像英语单词有一个中文解释一样，这是预先设定好的。比如蛇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官，而空房子则被认为具有女性特征。在弗洛伊德当时所处的维多利亚文化中，这种参照满足了一定数量人的心理需求。然而二战后，人的内在需求的变化和文化的变迁，使得弗洛伊德过去关于“性压抑”的理论概念越来越站不住脚。这也是他喜欢的学生再次离开他的院墙，另立门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像阿德勒和荣格一样。
荣格很可能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象征”理论，他也非常重视象征，因为他认为自我必须通过象征来表达，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它表达出来。但是，荣格的符号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符号，荣格提到的符号更为独特，与文化观点不同。比如同样是释梦，梦里出现了蛇的形象，所以弗洛伊德会单纯考虑“性”，这是一种线性思维；荣格的释梦会打破这种线性思维，他会向一些提供梦的人询问一些文化。他想知道的是同一条蛇的形象在他的文化语境中代表了什么。这其实是多样的，发散的。在西方圣经中，蛇一般是充满诱惑和邪恶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蛇也被视为丑陋、恐怖、不受欢迎的角色。在东方的故事里，对蛇的感情是复杂的。“以土造人”的女娲下半身是蛇的形状，似乎蕴含着原始人类对神秘力量的尊重。在刘邦的“斩蛇起义”中，蛇被化为皇帝的身体，从而宣示“君权神授”，蛇被视为天上龙的身体替身，寓意权力和隐藏的力量；当然，中国人最熟悉的还是《白蛇传》的故事，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再加工演绎，赋予了蛇报恩、悲情的美好意境。因此，不同的文化决定了其符号的不同内涵。荣格会给提供梦的人一个适合描述梦内容的特定象征内涵，然后他就可以找出他的原型内容，让自我意识与集体无意识部分沟通，从而治愈人的症状。
另外,“符号”的英文单词symbol也有“象征”的意思，也就是说荣格的原型符号不仅仅是指具体的事物，还包括更多带有文化的符号和图案。例如，他最令人惊叹的“曼陀罗”是一个包含许多象征性特征的图形。后来，荣格接受了魏礼贤带来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汉字进行了一些研究。而且在他的石碑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刻了中国的汉字或者他创造的一些文字图案，其实就是符号。中国的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定的文化含义，这是荣格感兴趣的地方，也是他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的原因。
杜爱文教授从他的文化心理学领域解释了荣格的心理学。他热爱荣格，他的一切言行举止都透露出他对荣格精神部分和非理性思想的推崇。比如他曾经跟王学富博士说，想删除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经历。这并不是说斯坦福大学不好，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自大。他的意思是希望自己科学思维的部分可以弱化，而不是非理性和直觉的部分。可以看出，这个概念是符合荣格的想法的。荣格曾将苏格拉底与《易经》占卜联系起来，说他的内在精神曾建议他说:“你应该有更多的音乐。”于是苏格拉底开始练习长笛。同样，杜爱文教授也谈到，当他老了，他又重新拿起年轻时拉的小提琴。虽然声音很难听，但他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觉得可以和自己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
学心理学的人往往孜孜不倦地追求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就像我们在努力学习荣格学派一样，但荣格心理学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正是“临深渊”、“捞神仙”。杜爱文教授在解释荣格心理学的时候也多次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事实上，荣格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儒家信徒卫礼贤。荣格从卫礼贤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并从此终生沉迷其中。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得到一个线索:
荣格的“对立统一”概念与儒家的“义”、“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它的“自性”和“整体性”模糊地解释了儒家的“仁”；“* * *时效”的提出，是因为对《易经》的深刻理解；《金花的秘密》中的“炼丹术”取自道家炼丹术。阴阳和合，物极必反，老子的概念很好理解；还有他最著名的“曼陀罗”图，灵感来自中国藏传佛教。由此可见，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思想与其说是西方学术理论的衍生，不如说是东方文化思想的延续。
俗话说，荣格心理学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许有一天，人类文化能像“自我”一样实现“融合”，这又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