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说:为什么最后一个婉容卖给了日本军官？

我有过四个老婆，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族。如果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不是我的妻子，那我就根本没有妻子。我只有解决不同问题的装饰品。虽然他们的具体经历不同，但都是同一个制度的受害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是冷漠和愤懑的，她的遭遇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年轻人最不能理解的。如果她不是在自己家出生时就下定决心，那么从她结婚的那一刻起就被安排好了。我后来常常想，如果她像天津的文秀那样跟我离婚，大概就不会这样结束了。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一样。在温绣的思想中，有一种比封建身份和伦理道德更为看重的东西，那就是要求自由和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在婉容的思想中，她更注重“皇后”的身份。她宁愿做名义上的妻子，也不愿失去“女王”的身份。即使她突然想通了，也有了离婚的念头。她的情况和文秀不同。文绣还可以从亲戚朋友那里得到一些支持，但是婉容的父亲、哥哥和师父都不会支持她，我担心她会受到阻碍甚至压力。

自从她把文秀挤走后，我对她就有了一种厌恶，很少和她说话，也很少关注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口中听到过她的感受，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是一个人，有普通人的正常需求。在一种很奇怪的心理下，她一方面有正常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拒绝或无法放弃女王的头衔，自信地建立了合理的生活，于是有了通奸行为，染上了毒瘾(鸦片)。

婉容与溥仪

无论如何，这种事情她是不能负责的，至少不能全靠她一个人。其实那时候，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她。我一点都没自责过，更别说食人制了。

事实上，她吸毒是因为她父亲和哥哥给的主意，甚至在通奸的问题上，她还受到了哥哥(已经死了)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从天津去大连的路上，她哥哥为了一些利益，把妹妹卖给了同行的一个日本军官。

最后婉容抽了很多烟。

1935，我发现问题是因为她怀孕了，正在分娩。我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我很生气，不想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她发泄我的愤怒。我决定和她离婚，用我当时的话说就是“废”她，除了开除所有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由于当时在皇宫里担任第二大臣的日本人和关东军不允许我得罪日本人，所以我又特意做了一个举动给婉容看，那就是再选一个“贵人”。

婉容可能到死都还有一个梦，梦见自己的孩子还活着。她不知道孩子一出生就被放进了锅炉里融化了。她只知道他哥哥在外面给她带孩子，她哥哥每个月要从她那里拿一笔养育费。编者按:万荣的新生婴儿被装进锅炉烧死，在最终版本中被删除。

“八个？“一五”后和我分手时，她烟瘾很大，体弱多病。第二年她在吉林去世。

1937年，为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作为“皇帝”不可或缺的装饰，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位亲戚介绍，成为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Tala，是北京的一名初中生。她嫁给我时十七岁。她也是名义上的妻子，我把她像小鸟一样关在“宫”里，直到1942年她去世。

她的死因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如果我的怀疑是真的，她还是双重受害者。

根据中医诊断，她得的病是伤寒，但医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我也知道中医肯定是伤寒。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给他治疗。吉冈说他“不放心”，破例搬到了宫内的秦敏大楼，说是想“照顾一下”。日本医生来了，诊断谭玉玲得了颗粒性肺结核。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去世了。

让我惊讶的是，日本医生在治疗初期非常热情，看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直忙个不停。这时候吉冈突然出现了。他在另一个房间找到日本医生，关上门聊了很久。医生在忙着治疗的同时，这个时候谈什么更重要，谈了这么久？更奇怪的是，热情的日本医生走出房间，不再有当初的治疗热情，也不再忙着打针输血，而是变得沉默寡言，不动声色。这一天，吉冈不停地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打电话给秦敏大楼病房里的护士，询问他的病情。就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乡绅向我报告:“贵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