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周瑜的性格是怎样的？
与《三国演义》中的其他许多英雄相比，他要漂亮、潇洒甚至完美得多。就长相而言，三国志上说他“健美”，所以他一定是个很有风度的帅哥。比起有“大胡子”之称，只会吸引大胡子人的红脸关公，自然好上百倍。若论才华，赤壁之战，竟然能让曹操的几十万大军在说笑间“灰飞烟灭”，想来也是何等的伟大！就品德而言，他脾气好，大方，音乐造诣深，个人魅力压倒一切，不愧为一个有着浪漫历史的可爱人物。
周瑜的伟大贡献
周人，生于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舒县，出身于当地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担任过尚书令，从祖，从伯到邱，排名三位，甚至他的父亲周毅担任过洛阳令(相当于现在的京畿市长)。在《后汉书》中，据说周静的孙子周惠是周瑜的表弟。他年轻的时候也和罗阳陵一样做过高官。后来和兄弟们一起去老家招客，在江淮之间骑马。每次出行，他都坐100多辆车。由此看来，在周瑜这一代，他的家族势力依然不可小觑。
但周瑜并不是周家的嫡孙，也因为当时年纪太小，在表兄弟中并没有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在第六年(公元189年)，周家族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变故。这一年，灵帝驾崩，狠毒的军阀董卓乘机率领凉州兵团进入洛阳，“专司朝政，过京师”，把洛阳城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以周惠为首的周家子弟，在政治漩涡的中心放心不下的人身安全，于是带领得力干将等一批人赶赴洛阳，准备营救。没想到董卓发现后很不爽，派兵在路上抢劫杀人。这对周家是一个残酷而彻底的打击。在这场政治灾难中，周家年轻一代的精英几乎全军覆没。于是，年仅14岁的周瑜不得不走上政治前台，肩负起家族复仇和复兴的重任。
也是在这一年，关东地区的一些郡县不满董卓的独裁，纷纷出兵讨伐。孙坚，一个隶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也加入了董仲舒的联盟。那时候孙坚的儿子孙策刚好和周瑜同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貌美如花，笑容可掬，心胸宽广”的孙策，从小就懂得结交各路豪杰，在当时的江表一带名声很好。所以周瑜去了寿春。两个同样是“英达速成”的美少年一见钟情，坦诚相待，成为好朋友。
那时候孙坚已经开始打了。周瑜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劝孙策举家迁往蜀郡，并慷慨地让他出道的南府住在孙策那里，从此不分你我，成了好兄弟。从常理分析，周瑜和孙策交朋友，放弃房子，对于一个14岁的少年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事。最大的可能是周瑜的行为代表了当时周家的一种“政治”投资或投机，他的动机只是为了给乱世的周家寻求一个稳定的靠山。
孙策是天生的军事天才和政治领袖。65，438+06岁时，父亲战死，于是独自一人率军出征，在事业上大有作为，善于打仗。20岁时被封为“陆寇将军”，威震一方。孙策也特别善于用人，他有相当一套手段。“遇到人的人都是敬业的，乐死了。”对此，周瑜和他背后的周氏家族会独具慧眼，毅然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家族命运全部押在年轻的孙策身上。
与孙策豪迈、凶狠、张扬的性格相比，周瑜谨小慎微、隐忍低调的性格形成，显然与其资深政治家的家庭背景和兄弟皆被杀的心理阴影有关。而孙策知人善任，将周瑜的这些性格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孙策在东征的时候，周瑜带领一批人叛变。他很高兴，说:“我很高尚，很和谐。”“和”字发人深省。也许在他看来，这个性格和才华互补的成熟小哥哥才是他理想的伴侣。事实正是如此。孙策身边不乏“以刃杀城”的勇将，更何况他本人也很勇猛。连一代枭雄曹操都感叹:“疯狗难与锋。”但是，他缺少一个既有陶文，又有军事战略，能坐在后面，有效计划，为他提供保护，让他放心的得力助手。对于一个尚未巩固大后方的新兴军事集团来说，数万兵力的后勤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就人品和能力而言，周瑜无疑是最符合这份工作的人选。所以，在孙策冲杀战场，攻城拔寨的那一刻，周瑜正在丹阳(今江苏南京)，从事“运粮海运助大事”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周瑜以小小菊(今安徽桐城南)的名义向鲁肃借粮。当鲁肃慷慨地送给他三千胡(相当于现在的一万斤)的储粮时，他也完全接受了，甚至拿鲁肃当礼物。
对此，孙策很欣慰，也很感激。周瑜回到江东，孙策亲自迎接，调拨步兵2000人，骑兵50人，并授予“建威中郎将”称号。此外，《姜表列传》中说，孙策还“崇”了一个仪仗，为他建了一座府邸，给了他许多赏赐，“无与伦比”。但孙策认为，如果“以德报功”，与周瑜的牺牲和贡献相比，还是“不足以报恩”。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江东人开始给周瑜起外号叫周郎，而他的好兄弟孙策在更早的时候已经被人起外号叫孙郎，两人都被称为“江东双杰”。从这一点来看，周瑜不仅在江东有着和孙策一样的声望和威望，而且绝对是孙策所信任的。遗憾的是，两年后孙策遇刺身亡，年仅26岁。但是，周瑜是一个感恩的人。近10年后，他一直忠心耿耿，默默无闻地支持孙氏兄弟，总是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或西进，攻下邓龙，伐江夏，或在后方作战，镇守山头，准备宫殿，从不争名夺利，用自己的绝对忠诚回报孙氏兄弟。
然而，伟大的时刻总是需要伟大的人物出现。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终于把周瑜推到了历史的面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北方曹操基本统一，挥师南下，企图取得胜利，挺进南方完成统一大业。不久荆州刘表之子刘聪不战而降，曹操“夺其水军数十万步兵”。九月，曹操八十万大军在船尾会师，集结在长江北岸，大有一举灭东吴之势。这时候，踌躇满志的曹操得意洋洋地上书孙权，以示挑战:“亲近之人，舍斩之罪，刘聪也。”今水利军八百人，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把曹操的书信拿给群臣看，说:“触目惊心，黯然失色。".受到惊吓，主战派一时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一方面，曹骏以韩翔的名义，打着皇帝的旗号，征服了四面八方。如果他与曹骏作战，他将在名义上是被动的；另一方面，曹操取了荆州，降服了刘表的水军，获得了大量战船，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与实力相比，实在是太悬殊了。江东不得不主动迎降，才有了出路。
但周瑜和好友鲁肃持不同观点，反对投降，坚持抗曹。周瑜不仅指出了江东政权的一系列优点，还强调曹操的名字叫韩翔，是一个真正的汉贼。同时，他对战争条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了曹操军事部署上的一系列致命弱点，也戳穿了八十万大军的虚假骗局，指出实际兵力只有十五六万，而且“久战疲惫，但仍疑神疑鬼”。最后他断定自己是“操死自己”，犯了罪。“人多而不畏”，用事实挫败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然后，周瑜自告奋勇带两万兵(说是五万)到夏口(今汉口)迎敌。
英勇无畏的周瑜，说话漂亮，打仗漂亮。赤壁之战，他作为孙刘联军前线总指挥，不仅安排周密，部署周密，而且集思广益，善于运筹帷幄。特别是乘着东风，采取“假投降，火攻”的计划，一时间“飞埃绝烂，烧北船”，从而使“北军损兵折将，曹公败退”，成就了火烧赤壁的千古传奇。
战败的曹操虽然不服气，但后来上书孙权，说“赤壁之战，无愧于病魔，独烧其舟，退而求其次，使周得此名。”但估计大部分人不同意他的观点。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赤壁赋》诗中写道:“二龙争雌雄，赤壁之船被扫。火照云海，周瑜断曹公于此。”周瑜和曹操并称为二龙，周瑜作为胜利者的地位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千百年后，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以其“羽扇带黑丝巾，笑语烟消”的绝美诗句，铭记了周瑜的超然自信与浪漫儒雅。
但需要注意的是，周瑜指挥此役时已34岁。虽然他“英姿飒爽”，但在文学想象中，他已不再被称为“周郎”。
周瑜的真性情
周瑜人品很好。
真正的他，无论气质还是度量，无论道德还是心性，修养功夫都特别好。这主要表现在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上。在首领孙权眼里，他是“坦荡”的。在同乡兼仇人蒋干眼里，他是“坦荡而有志气”的，也就是为他写书的蜀国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他也由衷地赞美自己“气壮山河，胜人一筹”的高尚品格。老将程普的一句话对他的人格魅力作了最生动形象的概括:“与周晋公为友，不觉醉。”
程普将军的这句话很有分量，很有说服力。因为年龄大、威望高的程普为孙氏集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起初，他和周瑜的关系很僵，因为在他眼里，周瑜只是一个靠和领导称兄道弟而迅速爬升的初级“军统”，自然不服气。尤其是赤壁之战，孙权任命周瑜为左都，是全军最高统帅，而程普任命右都，只是周瑜的副手。所以老人的面子不会满意，所以处处帮不了周瑜，甚至倚老卖老，几次侮辱周瑜。周瑜的地位虽然比程普高，但可以用严格的等级和军法来压制。为了大局，他坚决“收节，拒绝与学校合作。”除了表现出“以德服人”的包容态度，周瑜还有信心、有能力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绝对的军事才能打动大众，最终让程普“敬而远之”，两人刻骨铭心的友谊成为佳话。当时舆论也高度评价周瑜的“谦和有说服力”的雅量。
周瑜作为将军和政治家，自然足智多谋。但他是豁达的，豁达的，为公开的计划有心机，为明确的计划有计划，就是玩花样玩你的心，还透露着几分优雅和美丽。
这在处理既是老乡又是说客的蒋干的关系上尤为突出。当初，求贤若渴的曹操听说周瑜“年轻有为”，通过游说，动了在他指挥下“统战”的念头。于是，他派了以口才著称的蒋干去当说客。蒋干以家乡的名义拜访了周瑜。为避人耳目，蒋干以“布巾”的低调伪装，悄悄独自前往。这个“独行于河淮之间，有理有据”的口才王，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周瑜的才华。对于他这样的“敌”谍来说，再低调也躲不过周瑜犀利的目光。对于他的动机和目的，周瑜早已派探子打听清楚了。所以，两人一见面，周瑜就给了他一记耳光，直接嘲讽道:“子怡好苦，还去江湖给曹石当说客？”蒋干又惊又窘，只得婉约地强自辩:“我们隔州第一步，又远在方烈，特来说事，看风雅规矩，可是云说客都造反了？”听了老友精妙的措辞，他脸色苍白，无力反驳。周瑜也意味深长而优雅地答道:“虽然我没有你那么慷慨旷达，但我能听得见琴弦，也能欣赏音乐，我知道高雅的歌曲。”然后，在一次热情的宴会后，周瑜以要去皇宫和上级商议机密军务为由，先走了。这一走就是漫长的三天。周瑜这样做，是向蒋干表明他在江东孙氏集团中的重要性，只是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手软的蒋干很担心，但又很无奈。
冷处理了三天，周瑜突然热情邀请蒋干去军营参观，“看仓库里的军事装备”，然后在酒席上，展示“侍者服饰之珍品”。周瑜这种招摇的作秀，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和主的亲密关系。酒席上，他干脆把话摆到桌面上，让蒋干彻底死心。他说:“丈夫遇知己之主，从外信赖君臣之义，以骨肉之恩约束自己。他的言行符合他的意愿，这将是福也是祸。如果张苏更胜回来，还是会抚背食言。够他年幼的孩子搬家吗？“就是说，连秦、张仪、齐那些老资格的舌战学者都投胎了，我周瑜还得拍拍他们的肩膀，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了，何况你这种年轻人。棉花里藏着的某种僵直如针的软语，让蒋干只有笑，“无话可说”。
相比《三国演义》中“蒋干偷书”这种既不老实也不横排的描述，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在处理蒋干关系上要真诚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这也是失败的蒋干依然会佩服周瑜晶，称赞他“宽宏大量”的主要原因。
在对待敌人的问题上，周瑜虽然更为谨慎，足智多谋，但却缺乏一种刚强的精神，这可能是他的儒家人格使然。《三国志·姜表》中有一段关于他和刘备第一次谈判的趣事。赤壁之战前夕，刘备驻扎在湖北凡口。因为当时诸葛亮去江东谈判结盟，本来就已经陷入绝境的刘备因为等不到确切的消息而忧心忡忡。看到曹操的军队正在逼近，他更加害怕了。他每天派人巡逻，观察孙权军队的动向。终于等到了周瑜的舰队，我很开心。我赶紧派人来安慰我，周瑜婉言谢绝:“我身在军务，无权接受你的安慰。”如果你能屈尊前来，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事情。”刘备无奈，也知道周瑜“欲致我”的想法，但为了表示自己结盟的诚意，只好屈尊“带单戈去见瑜”。当周瑜告诉刘备他要三万兵面对曹操时，刘备不禁说:“太少了。周瑜自信地说:“这个数目足够了，就看我怎么破敌。“大概是刘备觉得周瑜太城府，所以希望见见鲁肃，想听听鲁肃这个老实人怎么说。但是周瑜看穿了刘备的心思。他诚恳地说:“我的权力有限，不敢随便做这样的安排。如果看到鲁肃，下次一定还有机会。另外，那时孔明会回来的。别担心，只需要两三天。"
周瑜对刘备的“无礼”和“傲慢”是故意的，因为他不相信刘备。以他这样的君子，大概也不喜欢刘备厚脸皮的流氓习气吧。事实也证明，刘备太圆滑，太投机。他虽然“深感周瑜之耻”，也承认周瑜是个不一般的将军，但他内心并不相信自己真的能打败曹，所以特地把最精锐的两千人马全部托付给关羽和张飞，并拒绝交付周瑜的调遣，“以此作为进退之计”。
不过周瑜再谨慎，最后还是被刘备感动了。赤壁之战后，刘备乘周瑜攻江陵，曹仁相持之机，率兵南下，攻占了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荆州。而且贪婪的刘备还想借荆州最重要的南郡。当时担任南郡太守的周瑜拒绝给刘备更多的土地，只把属于南郡的长江以南部分给了刘备。于是，不甘心的刘备于210年亲自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求见荆州总司令。早在一年前，刘备取得江南四郡，建立治安营的时候，孙权为了巩固孙刘联盟，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于是刘备越来越得心应手，理直气壮地以老妹夫和盟友的身份向孙权讨要荆州的管理权。周瑜得知此事后，立即致信孙权，强烈反对。他写道:“刘备的猛姿，和关羽、张飞、熊虎的大将，用不了多久。”所以他主张把刘备软禁起来，“要盖宫殿，要多玩美女”，让他在声色犬马中堕落。如果关羽和张飞分开，“持攻战”为我所用，则“大事可决。”
同时，周瑜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是为了它的物资而切断城池之地和军队，然后让三人联合起来，把持军权，攻城。“我怕龙得到性和雨，但它不会是池中之物。”说白了，像刘备这种有流氓气息的枭雄，早晚会和别人翻脸。
可惜孙权最后没有听周瑜的计划，也把刘备吓出一身冷汗。后来刘备还了警，听说后心有余悸地说，我差点死在周瑜手里。忧心忡忡的周瑜，为了进一步打压刘备的势力，提出了在西蜀奋进，吞并汉中，灭张虏，吞并刘张，再图北进的宏大军事计划。如果周瑜的计划实现了，那么世界的历史将被改写。遗憾的是，在可能再次改变历史的关键时刻，周瑜病逝，年仅36岁。在留给孙权的遗书中，他至今放不下的是“今日曹芳在北，战场不静；刘备投宿如养虎，深感“天下之事不明。“他死后，刘备如愿借荆州，终于实现了他独霸天下、独霸土地的梦想。
可怜的周瑜，虽然是个人才，却被阴谋打败，君子远不如流氓长寿。一个伟大的天才将军，一个孤立的道德标杆，最终会被小说异化成一个有明显缺点的人物，才会被世俗的人所接受。如果他的神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周瑜的私人生活
周瑜的私生活几乎无可挑剔。
《三国志·兀术·周瑜传》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瑜少乐。虽然三主之后，有失误。余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要管。所以人们说:‘歌错了，周郎管它’。”这一史料不仅显示了周瑜对音乐的高品味，也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他有很好的酒量。
据《李周花王公基·子仁》记载，“子仁为饮器，一勺一升，一杯一升，一杯三升”，三杯为三升(约4.5公斤)，虽然浊酒和清酒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而不是现在的高度蒸馏酒)，酒精度在20度以下。而且在当时的南方地区，饮酒之风更盛，饮酒器具超级“海量”。曹丕在《典论九会》中写道:“荆州牧刘表，跨南土，其子骄贵，擅酒。他们是三个领主，第一个叫博雅，第二个叫中亚，第三个叫吉亚。博雅获得了七胜(晋级)，中亚获得了六胜，吉亚获得了五胜……”这样看来，周瑜的“三绝”酒量其实有翻倍几倍的可能。更何况史书上说他在“三大天王”之后依然如此清醒，所以他的真实酒量真的深不可测。
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可以证明周瑜很会喝酒。据说他的上级领导孙权有一次设宴，和群臣们尽兴。三王子之后，他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心血来潮，不顾国王的尊严，跑到大臣们中间去“喝酒”。说得好听点，就是逼他劝酒。其中一个叫羽凡的大臣受不了了，就倒在地上装醉。孙权走过去，又坐了起来。不料被孙权逮了个正着，孙权大怒，“欲以剑击之”。后来，直到被大臣说服，他才罢手。这个故事说明，孙权很会喝酒，但是喝不够。其次，说明像孙权这样的领导，也喜欢在酒席上玩花样，用酒量和态度来“衡量”下属。
在古代，作为臣子，酒量好，酒风好是必备的政治素质。在大臣和王子的宴会上，如果国王赐酒，一般是三老爷。按《礼记·玉藻》的要求，“若收一，则彩洒。其二，礼已三，油必退。”如果不像羽凡那样喝酒，这样吊儿郎当真的很没礼貌。相对而言，恪守君子风度的周瑜，无论是酒量还是酒风，都要大方漂亮得多，这大概也是孙权喜欢周瑜的原因之一。
周瑜更讨人喜欢的地方是他的音乐造诣和个人对生活的品味。想想看，在那个乱世，整个社会崩溃，陷入末世狂欢的氛围。大部分的酒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场景。谁会在意“礼乐”的好坏？但是周瑜不一样。他在乎。他能察觉到表演中每一个错误的细节，他“照顾好他所知道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头看，还是挺耐人寻味的。他这样做，并不是向当时社会地位极低的音乐人炫耀自己高超的音乐欣赏水平，而是在他这样的君子心中有着更深的焦虑。在中国古代，礼乐是相当有分量的东西，正如《礼记·乐记》所说:“礼得民心，乐和民声，政要行，刑要防。礼与乐政，四而不矛盾，则王已备。”如果连象征天地和谐的“天籁之音”都跑调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时候的人们只谈“歌错了，周郎在乎”的偶像传奇，却不了解他作为一个“只有君子才知道幸福”的清醒的理想主义者的痛苦和敏感。
更遗憾的是后人不理解。除了阿清王朝的郑板桥感叹“好想他啊，以后回望乐坛，谈后半生”，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误解和美好的曲解。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像周瑜这样有地位有才华的帅哥，如果太过严肃就有些无味无趣了。于是，有人臆想是“美少女心，曲误动周郎”，于是周瑜有淫荡之嫌；有人想象是“为了吸引周瑜的快眼，她时不时会触错音”，这样的周瑜又有被勾引的嫌疑；在胡的诗中，想象更是离谱:一个“指长”的美女，扮演“妙明事理”，竟惹得“坐而知密，含笑是”。如果真的是因为音乐上的一个失误，且不说这位美女糟糕的表演水平，就是周郎的“暗恋”和“微笑”，都有些“不雅”。即使是苏东坡这种大才的想象力也不能免俗。他在《南歌子》中称赞:“但周郎的照顾比朱桢好。”总让人觉得周瑜像他曾经夸赞过的柳永，像流行音乐制作界的大佬。这些各种各样的文学想象，无论是浪漫的人物，还是浪漫的故事，都与周瑜的真实形象相去甚远。
周瑜的奇思妙想，真的不能怪后人。因为他包含了所有的理想元素。依靠他在男女关系这个低俗命题上的典故，也是因为他的艳羡，因为除了他的权力和才华，他还有一个传说中的美人小乔。
《三国志·周瑜传》中，小乔是一个身世、面目、地位都很模糊的人物。只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跟随孙策攻打宛城(今安徽潜山县梅城镇)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得到了两个漂亮的“战利品”，一个叫大乔，一个叫小乔。唯一能辨认出姐妹俩的是她们的父亲姓乔，当时被尊称为乔公。我觉得应该是当地有些身份和地位的乡绅。我们对乔芳的年龄，气质，美貌一无所知。
后来，孙策粗暴地把大乔嫁出去，大方地把小乔许配给周瑜，跟他开玩笑说:“虽然龚乔和她的两个女儿流离失所，但有我们做丈夫就够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对老丈人有些不尊重。想来二乔是很养尊处优的，家庭地位绝对不会高多少。对于周瑜来说，小乔到底是妻还是妾，史书上并没有说明。我们不知道她和周瑜在12的婚姻生活中是否恩爱幸福。还有一点，我们还不知道周瑜在跟随孙氏兄弟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其他美女作为战利品。按照当时的风气和世俗习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那个年代，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在史书上留下姓氏、籍贯、隶属关系是一件大事。
感情上，刻薄的历史学家并没有给周瑜留下多少史料，却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后人固执而善良地认为周瑜和小乔是“一男一女，天作之合”的绝配。在现实历史中，周瑜有没有别的女人并不重要。后人只愿意选择性地保留对周郎和小乔的记忆。
于是，在后世的诗歌中，周郎的浪漫风情因小乔美丽而模糊的身影而被赋予了合理的解释，周郎的形象也被赋予了温暖的人情味。但是，只有弹琴这样的小情调，并不能满足后人对英雄之美的传奇想象。他们更愿意在周瑜的功名上涂抹一些胭脂的痕迹，同时也给主人公增添一些勇气和传奇色彩。比如唐代一位著名诗人曾调侃道:“断戟沉沙沉铁，前车之鉴。东风不随周郎，铜雀台春锁二乔。”虽然宋代的徐延洲在《周岩诗话》中批评这样的轻佻之言是“量大而不知好恶”，但这种文学想象是非常奇妙的，而曹操又有攻城之后夺别人老婆的恶习，所以这种荒诞却有趣的说法就在民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演绎得越来越动态。书中第三十四章，写曹操平定辽东后，心情大好，想建一座铜雀台，以娱晚年。小太子曹植曰:“若筑台，必立三...中间是青铜雀，左边是玉龙，右边是金凤...并造两座飞桥，蔚为壮观。”它原本是为曹家所设的大型娱乐项目，但在第43集中，却被巧舌如簧的孔明故意曲解，指出曹植《铜雀台赋》中的“二乔接东西，若锁天”就是二乔之美。周瑜听后勃然大怒，离开座位，指着北方大叫:“老贼太欺我了！”
中国传统文化文史不分的特点，使生动的文学细节融入正史，放大历史人物的传奇，甚至在文学作品的反复重复中取代正史，成为我们民族最难忘的历史记忆。
为了让文学和传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心甘情愿地、庄严地造出了“历史”。于是，孤独的周瑜不再孤独，暧昧的小乔不再暧昧，两个人的墓地居然在好几个地方都是活着的。据统计，近千年来，周瑜的墓葬多达6座，小乔的墓地也有3座。每个墓地都有雄辩的理由和生动感人的传说。
如江西省庐江西部的乔夫人墓，俗称玉婆墩。其存在的理由是周瑜留在巴邱(庐陵县巴邱县)镇，也死在巴邱。小乔死后，自然与丈夫合葬，并有阿明诗为证:“城墙上有两座悲戚的坟，一座是周郎，一座是小乔。”
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的北面，也有一座小乔墓。原因是裴松之注《三国志》说，周瑜死的巴陵，是晋荆州长沙郡的巴陵郡(今岳阳市)，而不是巴丘。同时，传说小乔墓地周围是三国时期周玉军的府邸，墓邸是当时的军宅花园。
有意思的是，安徽省南陵县中山公园附近也有一座小乔墓。原因是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时任知县的高仪梦见小乔告诉她，她的墓就在优香寺边上，于是知县立即在优香寺西花园修建了小乔墓。大概当地人也觉得这个梦的解释有点牵强，于是就扯出了周瑜曾经做过春谷(今南陵县)头领的理由。但这个理由很牵强，且不说周瑜先把春谷做长，再打破安徽时差，就是让小乔抛弃丈夫，把孤魂野鬼留在异地，已经是莫名其妙的残忍了。
这本来是周瑜的家事，私事，但在后人的安排中，全乱了，夫妻俩的灵魂不得安宁，四分五裂，只好狼狈地四处流浪。我想这绝对不是完全老实的周瑜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