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荣格在西方心理学领域是否有地位。
社会学家评价荣格,他能更多地利用当代科学手段发展出一套解释梦的理论,应该归功于他虽然师从弗洛伊德,不得不接受他的教导,但他并没有盲从,而是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分析模型。因此,当我们为荣格成功地将潜意识与梦的想象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释梦理论而欣喜时,我们不能忘记荣格是站在西格蒙德·荣德·弗洛伊德的肩膀上的。[11]
心理学历史学家舒尔茨说:“荣格的思想能激发人的思想,是新颖的。他提出了一个对人乐观的概念,由于他脱离了弗洛伊德,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7]
就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比较而言,另一位心理史学家墨菲认为,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是先知,肩负着截然不同的使命。弗洛伊德看到,巨大的力量卷走了一切,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毁灭,只能做出一些敷衍的抗议。但是,在荣格看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允许与庄严神圣的事物直接接触,有一种鼓励,使病人和医生愿意接受并在神秘追求的方向上自由无阻地前进。”人们可能会想象前者是一个坚定的人物,“勇敢地对抗一种不同于宇宙的力量,这种力量宏大却又凄凉”。对于这个宇宙,人类只能提出局部的、有限的防御;另一方面,后者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的指南。在他看来,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人类真的是与它融为一体的。[6]
在心理学家斯托尔看来,人们大大低估了荣格理论的价值,主要原因是荣格无法用更简洁易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写作方面,弗洛伊德有很大的优势。他的文章真的很透彻,很有说服力,所以他很容易停止批判,说服读者。荣格强调人性中与生理对立的精神方面,这与弗洛伊德对身体的过度迷恋形成了重要而必要的对比。人们很容易对荣格失去耐心,觉得他的神秘偏见,他的* * *世俗观,还有他自传中的鬼神,特别让人难以接受。然而,他关于内向和外向人格的思想,他关于心理学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假设,他对个性化过程的描述,以及他关于精神分裂症可以通过象征手段治愈的信念,都具有深远的意义。